一口私人泡菜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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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鲁迅路口(张承志)ZT

新内容鲁迅路口(张承志)ZT (编辑了 0 次) 春花
这篇文章实在写得太好。我发在了文谈,忍不住,忍不住还是要发在这里。
12-13-2002 21:18:28

新内容RE:鲁迅路口(张承志)ZT (编辑了 0 次) 春花
鲁迅路口 ---张承志(万象/2002-12)
  
  我想诸多的研究,没有足够考虑鲁迅留日十年酿就的苦涩心理。称作差别的歧视,看杀同乡的自责,从此在心底开始了浸蚀和齿咬。拒绝侮辱的陈天华、演出荆轲的徐锡麟、命断家门的秋瑾--如同期的樱花满开然后凋零的同学,从此在鲁迅的心中化作了一个影子。这影子变做了他的标准,使他与名流文人不能一致;这影子提醒着他的看杀,使他不得安宁。
  
  一
  
  今年又一次去了绍兴。该看的上一次早已看过,若有所思的心里有些寂寞。城市正在粉刷装修;拆掉刚盖好的大楼,改成黑白的绍兴色。可能是由于天气的原因吧,这一回头顶着万里晴空,总觉景色不合书里的气氛。在鲁迅故居门口,车水马龙根本不理睬远路的游客;滔滔河水般的群众之流,擦着制作的假乌篷船一涌而过。我犹豫着,最后决定不再买票进去。
  与其说是来再一次瞻仰遗迹,不如说是来复习上一次的功课。那一次在冬雨中,我们走过了一条条街道,处处辨认着遗迹和背景。那几年我潜心南方的遊学,事先读足了记载,到实地再加上草图笔记。我辨认着,小街拐角座落的秋瑾的家,青苔沾湿的青藤书屋,还有山阴道、会稽山、古史传说的夏禹陵。蒙蒙冷雨中的修学令人愉快,追想着那些日子,盼着再重复它一次。
  虽然我明白这是一处危机潜伏之地。渐渐地我们终于明白了,这个民族不会容忍异类。哪怕再等上三十年五十年,对鲁迅的大毁大谤势必到来。鲁迅自己是预感到了这前景的,为了规避,他早就明言宁愿速朽。但是,毕竟在小时代也发生了尖锐的对峙,人们都被迫迎对众多问题。当人们四顾先哲,发现他们大都暧昧时,就纷纷转回鲁迅寻求解释。我也一样,为着私人的需要,寻觅到了这里。
  反省着对他的失言与败笔,我常自戒不该妄谈鲁迅。无奈乏于参照,于是又令人生厌地转回这里。我已经难改习癖,别人更百无忌惮。那么多的人都在议论鲁迅,那么多的人都以鲁迅为饭碗,那么多的人都自称鲁迅的知音--这种现象,一定使他本人觉得晦气透了。
  不知到了毁谤的时代,一切会怎么样。
  同伴是本地人,对是否进去参观无所谓。我也觉得要看的都看过了,门票要四十元呢,或者就不进去了吧。路口上,车声轰轰人声鼎沸,不由你过分地斟酌徘徊。于是胡乱决定离开,心里一阵滋味索然。
  就这样,这一次在绍兴过鲁门而未进。虽然脚又踩过这块潮湿土地,端详过秋瑾的遗墨、进入了徐锡麟的卧室,我没有迈过那个路口。我想保护初访的印象。冬雨的那一次我夹在一群小学生里一拥进了三味书屋,后来就亲身站到了百草园。那时的感觉非常新鲜,自己的小学生时代、以及自己孩子的小学生时代一霎间都复活了。那不是来瞻仰伟人的故居,而是回到自己的孩提时代。一股那么亲近的冲动,曾在人流拥挤中幼稚地浮现。
  从鲁迅家的大门口迈步,左右转两个弯,隔一两条小街,原来三百步之内,就是秋瑾的家。
  初次意识到这一点时,我心中不由一惊。他们住得这么近!……果然还是要到现地,才能获得感受。我不住地遐想。彼此全然不相识是不可能的,即便没有借盐讨火做过亲密邻里,也会由于留学一国彼此熟识。若再是朋友,就简直是携手东渡了。
  后来去了徐锡麟的东埔镇。冬月来时,以为东埔路远不易到达,这一回才知东埔镇就在眼前,公路水路都不消一阵功夫。这么说,我寻思着,烈士徐锡麟的家乡就在咫尺--这几个人,不但是同乡,而且是同期的留日同学。
  站在路口上,我抑制着心里的吃惊,捉摸着这里的线索。
  一切的起源,或许就在这里?
  
  二
  
  一九○五年是秋瑾留学日本的次年,其时鲁迅做为她的先辈,已在日本滞留了两年。不知他们是否做好了思想准备,国家兴亡与个人荣辱的大幕就在这一年猝然揭开,并与他们的每一个人遭遇。
  一件大事是日本政府与清朝勾结,为限制留学生反清政治活动颁布了“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应该注意,取缔一语在日语中主要意为“管束、管理“)。此事引起轩然大波,秋瑾的表现最为激烈。
  诸多论著都没有涉及当时留学生的反应详情;但参照(比如八十年代末以来)留洋国人的多彩面孔,我想当时的诸多精英一定也是形形色色。冷眼看着中国留学生的样相,日本报纸《朝日新闻》发表社论,嘲笑中国人“放纵卑劣,团结薄弱“。湖南藉留学生陈天华不能忍受,他以性命反驳蔑视,投海自杀。
  与他们气质最近的日本作家高桥和巳,对此事的叙述如下:
  
  陈天华的抗议自杀,最富象征地表现了投影于政治中众多之死的、文化传统与传统心情的方式。
  一九○九年,日本的文部省公布了《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不用说,这是应清朝的要请,限制留学生革命活动的东西。当时,《朝日新闻》侮蔑地批评那些反对《取缔规则》、进行同盟罢课的中国留学生,说他们“出于清国人特有的放纵卑劣的意志,其团结也颇为薄弱“。陈天华痛愤于此,写下了绝命书,在大森海岸投海自杀。
  他在《绝命书》中说,中国受列强之侮,因为中国自身有灭亡之理。某者之灭,乃自己欲灭。只是中国之灭亡若最少需时十年的话,则与其死于十年之后,不如死于今日。若如此能促诸君有所警动,去绝非行,共讲爱国,更卧薪尝胆,刻苦求学以养实力,则国家兴隆亦未可知,中国不灭亦未可知。
  他区别了缘于功名心和责任感的革命运动,要求提高发自责任感的革命家道德。
  (《暗杀者的哲学》,《孤立无援的思想》所收,页一九三至一九四)
  
  每读这一段故事我总觉得惊心动魄,也许是由于自己也有过日本经历。陈天华感受过的歧视和选择,尽管程度远不相同--后来不知被多少留日中国学生重复地体验过。只是一个世纪过去到了这个时代,陈天华式的烈性无影可寻了。在一种透明的、巨大的挤压之下,海外中国人的感情、公论、更不用说行动,日复一日地让位给了一种难言的暧昧。陈天华的孤魂不能想像:男性在逢迎和辩白之间狡猾观察、女人在顺从和自欺之间半推半就。
  陈天华已经死了,活着的还在争论。在侃侃而谈中学人们照例分裂;有的是学成救国派,有的是归国革命派,我想更多的一定是察颜观色派。身为女性言行却最为“极端“的秋瑾那时简直如一个“恐怖主义者“,面对纠缠不休的同学,她居然拔刀击案,怒喝满座的先辈道:“谁敢投降满虏,欺压汉人,吃我一刀!“
  而在场者中间就有鲁迅。
  显然秋瑾不曾以鲁迅为同志。或许她觉得这位离群索居的同乡太少血性,或者他们之间已经有过龃齬。大概鲁迅不至于落得使秋瑾蔑视的地步?在秋瑾的资料里,找不到她对这位邻居的一语一字。
  我更想弄清当时鲁迅的态度和言论。但是诸书语焉不详,本人更欲言又止。渐渐地我开始猜测,虽然不一定有过争吵和对垒,大约鲁迅与同乡的秋瑾徐锡麟有过取道的分歧。或许鲁迅曾经对这位男装女子不以为然;她太狂烈,热衷政治,出言失度。鲁迅大概觉得她不能成事,也不是同道。鲁迅大概更嗅到了一种革命的不祥,企图暗自挣扎出来,独立于这一片革命的喧嚣。
  留学日本是一件使人心情复杂的事。留日体验给于人的心理烙印,有时会终一生而不愈。
  敏感的鲁迅未必没有感受到陈天华的受辱和愤怒,但是他没有如陈天华的行动。或许正是陈天华事件促使鲁迅加快选定了回避政治、文学疗众的道路。
  他的意识里,说不定藏着一丝与鼓噪革命派一比高低的念头。但是时不人待,谁知邻居女儿居然演出了那样凄烈的惨剧,而他自己,却只扮演了一个“看杀“的角色!
  逐渐地,我心里浮现出了一个影子。
  它潜随着先生的一生,暗注着先生的文字。我想诸多的研究,没有足够考虑鲁迅留日十年酿就的苦涩心理。称作差别的歧视,看杀同乡的自责,从此在心底开始了浸蚀和齿咬。拒绝侮辱的陈天华、演出荆轲的徐锡麟、命断家门的秋瑾--如同期的樱花满开然后凋零的同学,从此在鲁迅的心中化作了一个影子。这影子变做了他的标准,使他与名流文人不能一致;这影子提醒着他的看杀,使他不得安宁。
  也许就是这场留学,造就了文学的鲁迅。
  
  三
  
  隔开了百年之后,寻觅鲁迅如同盲人摸象。
  但仍然还有思路可循,这思路是被作品中的处处伏笔多次提示了的。研究鲁迅的事不能用顾颉刚的方法,但是一样需要考据。
  它不像考据山阴大禹陵;那种事缺乏基本的根据,谁也很难真能弄得清楚。鲁迅的事情与我们干系重大,它不是一家之说壶中学术。流血的同学和鲁迅几位一体,身系着民族的精神。从一九○三年鲁迅留学日本开始计算,整整一个世纪过去了; 一九○七年徐锡麟和秋瑾死难的世纪忌日,也正在步步临近。应该梳理脉络,更应该依据履历。这履历中,有刻意而为的--他的做法,他的伏笔。
  站在绍兴的路口,眺望着鲁迅纪念馆和鲁迅故居,还有出没着正人君子的“咸亨酒店“,我感到了作品的明示,和刻意的作伪。
  在经历了陈天华、徐锡麟、秋瑾的刺激以后,或者说在使自己的心涂染了哀伤自责的底色以后,后日直至他辞世的所谓鲁迅的一生,就像恐怖分子眉间尺的头和怨敌在沸水里追逐一样--他与这个日本纠缠撕咬,不能分离。
  那以后的历史可能是简单的:三一八,九一八。三一八在北京的执政府门前再现了绍兴的轩亭口,他绝不能再一次看杀学生的流血。九一八使那个日俄战争的幻灯片变成了身边的炮火,使他再也不能走“纯粹的文学“道路。
  不是每一天都值得如陈天华那样一死,但是每一天都可以如陈天华那样去表现人格。回顾他归国后的生涯,特别是三一八和九一八之后,显然他竭尽了全力。他不能自娱于风骚笔墨中日掌故,如今日大受赏味的周作人。他不知道--苟活者的奋斗,是否能回报殉死者的呼唤。想着陈天华和徐锡麟以及秋瑾,我感到,他无法挣脱一种类近羞愧的心情。
  在中国,凡标榜中庸宣言闲趣的,大都是取媚强权助纣为虐的人。同样,凡标榜“纯粹文学“的,尽是气质粗俗的人。
  鲁迅与他们不同;他做不到狡猾其艺术、中庸其姿态--而无视青年的鲜血,回避民族的大义。但正是他曾严肃地拒绝激进,选择了一介知识分子的文学疗众道路。但是江山不幸,文学是彷徨之路,鲁迅一直挣扎在政治与文学之间。三一八,九一八,他不能不纠缠于这两个结;他的交友立论横眉悦目,都围绕着这两件事。而这两件事,挣不断地系在一根留日的线上。
  时间如一个不义的在场者,它洗刷真实催人遗忘。邻居的女儿居然那么凄烈地死了,他反刍着秋瑾逆耳的高声,一生未释重负。鲁迅不能容忍自己在场之后的苟活,所以他也无法容忍那些明明在场、却充当伪证的君子。
  陈西滢不知自己的轻薄为文,触动了鲁迅的哪一根神经。他不懂学生的流血意味着什么;他也不懂面对学生流血的题目,一个知识分子应有的言行禁忌。
  徐懋庸之流也一样,他们不懂在忍受了同学少年的鲜血以后、仍然被鲁迅执拗选择了的--文学的含义。他们不知自己冒犯了鲁迅最痛苦的、做为生者的选择。
  后来读到鲁迅先生在当年的女子师范大学风潮之后,其实表示过对这种形式的反对:“请愿的事,我一向就不以为然“,他说官府“他们麻木,没有良心,不足与言,而况是请愿,而况是徒手“(《空谈》)。“我却恳切地希望,’请愿’的事,从此可以停止了。“(《“死地“》)
  这正与陈天华无独有偶。陈天华虽激烈殉命,但正是陈天华对那份管理规则不持过激态度。他在绝命书中写道“取缔规则问题可了则了,切勿固执。只是希望大家能振作起来,不要被日本报纸言中了。“
  激烈并不一定就是过激。虽然在这个犬儒主义国家,我们习惯了媒体和精英用过激一语四处抹煞他人价值,但是历史多次提示着:胸怀大激烈的人,恰恰并不过激。
  
  四
  
  不知道我是否过多强调了鲁迅文学中日本刺激的因素。但确实就在他留学日本之后的五四时期,在《新青年》的页面上,他突然展示了一种超人的水平和标准。他的最初也是最伟大的作品,都与家乡的这两位牺牲者、与留日的一幕有关。
  徐锡麟事败后,被清兵剖心食肉一事,甚至是他文思的直接引子亦未可知。所以就在他最早构思的时候,吃人行为就成了《狂人日记》最基础的结构间架。鲁迅在这个开山之作里宣泄和清算,借着它的摩登形式。他不仅表达了所受过的刺激,也忍不住代徐锡麟进行控诉:“从盘古开辟天地以后,一直吃到……吃到徐锡麟!“
  接着在短篇小说《药》里,秋瑾被写作了坟墓中的主人公。作为短篇小说这一篇是完美的;故事、叙述、蕴意、人血馒头和药的形象,甚至秋瑾和夏瑜,这工整的对仗。高桥和巳联系他在日本弃医从文的经历,指出“买人血馒头吃的民众,是围观同胞被当成间谍处死的民众的延长“。
  这样写的真实动机,埋在他思想最深的暗处。抛开徐、秋二同乡的影子,很难谈论鲁迅文学的开端。套用日本式的说法,他们三人是同期的花;只不过,两人牺牲于革命,一人苟活为作家。我想他是在小说里悄悄地独祭,或隐藏或吐露一丝忏悔的心思。
  散文《范爱农》是更直接的透露。
  这个特殊的作品如一篇细致的日本档案。当然,也如一帧辛亥革命前后的白描。除此之外,鲁迅还未曾找到任何一个机会来倾诉私藏的心事。
  范爱农是徐锡麟创办的热诚学校弟子,与鲁迅同期的留日学生,一个革命大潮中的失意者和牺牲者。鲁迅借范爱农的嘴和事,不露声色地披露了如下重要细节:
  徐锡麟一党与他疏远的事实。“你还不知道?我一向就讨厌你的,--不但我,我们。“虽然关于疏远的原因已无需深究,但鲁迅依然半加诙谐带过了这么一笔。
  其次,徐锡麟剖心殉难后,他在东京留学生聚会上主张向北京抗议的细节(这个细节,正与秋瑾在针对取缔规则聚会上的拔刀相应),“我是主张发电的。“
  最后,散文叙述的他与范爱农的交往,表白了他对死国难者的同学们的一种责任感和某种--补救。范爱农给了鲁迅补救的机会,他们的相熟同醉,都使鲁迅获得了内心的安宁。穷窘潦倒的革命军后来依靠着鲁迅,这件事情是重要的。所以,散文记录的濒死前范爱农的一句话,对鲁迅非同小可:“也许明天就收到一个电报,拆开来一看,是鲁迅来叫我的。“
  范爱农死后,鲁迅写了几首旧诗悼念。十几年后写作散文《范爱农》时他回忆了几句,忘掉的一联恰恰总结了这个情结:“此别成终古,从兹绝诸言。“
  一九二六年这篇散文的发表,是鲁迅与日本留学生纠葛的落幕。《范爱农》是鲁迅对留日旧事的清理。他对一切最要紧的事情,都做了必要的辩解、披露,以及批评。这是那种作家不写了它不能安宁的篇什。我想,当鲁迅终于写完了它以后,郁塞太久的一团阴霾散尽了。一个私人的仪式,也在暗中结束了。
  终于鲁迅有了表白自己基本观点的机会。他借王金发异化为王都督的例子,证明了革命之后必然出现的腐化。它更委婉而坚决地表明了自己拒绝激进、拒绝暴力的文学取道。在先行者的血光映衬下,这道路呈着险恶的本色。 五
  
  陈天华死后已是百年。鲁迅死去也早过了半个世纪。若是为着唤起中国的知识分子,也许他们真的白白死了。
  --谁能相信,使陈天华投海的侮辱,其实连一句也没有说错。“特有的卑劣,薄弱的团结“,简直可以挂在国门上。居然一个世纪里都重复着同一张嘴脸,如今已经是他们以特有的卑劣,逐个地玷污科学和专业领域的时代了。
  一百年来,中国的犬儒哲学从来没有接受陈天华的观点,更不用说对十足的恐怖分子徐锡麟和秋瑾。他们站在无往不胜的低姿态上,向一切清洁的举动冷笑。在那种深刻的嘲笑面前每个人都又羞又窘,何况峣峣易折的鲁迅!
  或者,一部近代中国的历史,就是这种侏儒的思想,不断战胜古代精神的历史。
  但是,做为一种宣布尊严的人格(陈天华)和表达异议的知识分子(鲁迅),他们的死贵重于无数的苟活。由他们象征的、抵抗和异议的历史,也同样一经开幕便没有穷期。过长的失败史,并不意味着投降放弃。比起那几枝壮烈的樱花,鲁迅的道路,愈来愈被证明是可能的。
  他不是志士,不过为苟活于志士之后而耻。由于这种日本式的耻感,他不得解脱,落笔哀晦。人誉他是志士不妥,人非他偏狭也不公。他心中怀着一个阴沉的影子,希望能如陈天华,能如秋瑾和徐锡麟一样,使傲慢者低头行礼,使蔑视者脱帽致敬。
  后来参观鲁迅的上海故居,见厅堂挂着日本画家的赠画,不远便是日本的书店,我为他保持着那么多的日本交际而震惊。最后的治疗托付给日本医生,最后的挚友该是内山完造--上海的日子,使人感觉他已习惯并很难离开那个文化,使人几乎怀疑是否存在过--耻辱和启蒙般的日本刺激。
  留学日本,宛如握着一柄双刃的刀锋。大义的挫折,文化的沉醉。人每时都在感受着,但说不清奥妙细微。这种经历最终会变成一笔无头债,古怪地左右人的道路。无论各有怎样的不同,谁都必须了结这笔孽债。陈天华的了结是一种,他获得了日本人的尊敬;周作人的了结也是一种,他获得了日本人的重用。
  鲁迅的了结,无法做得轻易。
  其实即便没有那些街谈巷议,他与周作人的分道扬镳也只在早晚。虽然后来人们都把陈天华秋瑾徐锡麟挂在嘴上,而唯有他深知他们的心境。从陈西滢到徐懋庸,他的敌手并没有这种心理。那些人内心粗糙,睡得酣熟,不曾有什么灵魂的角力。而他却常常与朋辈鬼类同行,他不敢忘却,几倍负重,用笔追逐着他们。
  站在路口的汽车站牌下,我突然想像一个画面:那是冬雨迷蒙的季节,鲁迅站在这里,独自眺望着秋瑾的家。不是不可能的,他苟活着,而那个言语过激的女子却死得凄惨。他只能快快提起笔来,以求区别于那些吃人血馒头的观众。
  他用高人一等的作品,以一枝投枪的姿态,回答了那个既侵略杀戮又礼义忠孝;既野蛮傲慢又饱含美感的文化。他的成功了;他以自己的一生,解脱了那个深深刺激过他的情结。
  他的了结恰似一位文豪所为--他没有终结于作家的异化。向着罪恶的体制,他走出了一条抗争与质疑的路。他探究了知识分子的意义,对着滋生中国的伪士,开了一个漫长的较量的头。 六
  
  据说绍兴市要斥资多少个亿,重造晚清的旧貌。
  那边的故居门口今年弄来了几只乌篷船摆设,弯腰钻进去划到大禹陵要四十五元。鲁迅的天上卢罕(灵魂)一定正苦笑着自嘲,他虽然不能速朽,却可以献一具皮囊,任绍兴人宰割赚钱。
  既然不打算再进去参观,我们就到了公共汽车站。
  这一站,叫做“鲁迅路口“。
  对先生的追思,写了这篇就该结束了;也许不该待那些吃鲁迅饭的人太尖锐,像我一样,人都是以一己的经历猜度别人。人循着自己的思路猜想,写成文字当然未必一定准确。
  或许鲁迅的文学,本来就不该是什么大部头多卷本长篇小说,也不是什么魔幻怪诞摩登艺术。虽然他的文学包罗了众多……尤其包罗了伪士的命题,包罗了与卑污的智识阶级的攻战。但是如果允许我小处着眼随感发言--或者可以说,他的文学不过是日本体验的结果和清算,是对几个留日同学的悼念和代言。
  公共汽车流水一般驶来这个路口,又纷纷驶离。天气晴朗,可以看见秋瑾家对面的那座孤山。
  大潮早已退了,幕落已有几回。逝者和过去的历史都一样不能再生,人们都只是活在今日随波逐流。无论萧条端庄的秋瑾家,或者郊外水乡的徐锡麟家,来往的都是旅游的过客。他们看过了,吁嘘一番或无动于衷,然后搭上不同的车,各奔各人的前程。
  这个站的车牌很有意思。好像整个绍兴的公共汽车都到这儿来了。每路车都在这个路口碰头,再各自东西。一个站,排排的牌子上漆着的站名,都是“鲁迅路口“。这简直是中国知识界的象征,虽然风马牛不相及,却都拥挤在这儿。
  我注视着站台,这一次的南方之旅又要结束了。
  一辆公共汽车来了,人们使劲地挤着。都是外地人,都是来参观鲁迅故居的。在分道扬镳之前,居然还有这么一个碰头的地方。我不知该感动还是该怀疑,心里只觉得不可思议。
  
  
  写于二○○二年八月,祁连-北京
  
12-13-2002 21:20:41

新内容RE:鲁迅路口(张承志)ZT (编辑了 0 次) tim.
这篇很好。还有一篇关于美国法国革命的那个也好。我读了之后激动了一把。呵呵。
12-13-2002 21:28:33

新内容RE:鲁迅路口(张承志)ZT (编辑了 0 次) 春花
真的吗?这期我没碰上买,在网上看到的。羞愧至极感动至极。改天我去把这期买来看看。
12-13-2002 21:40:42

新内容RE:鲁迅路口(张承志)ZT (编辑了 0 次) 春花
TIM这个雪花墙纸好看,有年关的感觉了。
12-13-2002 21:48:01

新内容RE:鲁迅路口(张承志)ZT (编辑了 0 次) messer
我是把那个讲革命的看了一半立马就买了,讲得真好,坛子里前一段时间还在闹革命呢。

鲁迅这篇也好。

我看了墙纸,一下想到要过年了,恩,一年又过了。不由得又黯然神伤了一下。

12-13-2002 21:52:57

新内容RE:鲁迅路口(张承志)ZT (编辑了 0 次) 54321
有人喜欢《北方的河》吗?
12-13-2002 22:27:45

新内容RE:鲁迅路口(张承志)ZT (编辑了 0 次) 海底
我喜欢。曾经喜欢。还有《心灵史》,上大学时,看了无数遍,并有计划让自己的热血燃烧一下。呵呵。
不过,现在忘的差不多了。

TIM是不喜欢这个人的。呵呵。我记得曾经讨论过,受益多多。

12-13-2002 22:57:46

新内容RE:鲁迅路口(张承志)ZT (编辑了 0 次) 春花
上海山阴路鲁迅故居,去的时候是一个潇潇雨歇的午后,大概没碰上特殊日子,如爱国主义教育什么的,又是下雨,没有人。售票员闲闲地卖我票,悠悠地带我进屋,懒懒地对我进行公式化讲解。地方不大,所以她的讲解任务不重。讲完了就瞪住我,闹的我很不自在,追思的心飞到了爪哇国,逃也似的出了屋。

房子有三层还是四层,记不清了,但有上海固有的逼窄。我看到先生做文章的书桌,木床,周海婴的房间。。。讲解员告诉我,房间是后来辟为纪念馆时许广平亲自回来布置的。旁边一个单元好象是茅盾旧居,没有探访。

出来没头没脑的走了一路,到多伦路口,猛一抬头却不期然看见“公啡”的招牌。心念一动,上下左右找了半天。可是只有乱七八糟的商店,没有咖啡馆。这个在文学史上留名的咖啡馆,就只剩了个招牌暗示你这里曾经发生过的一切。

很不甘心的我绕着招牌走了半天,左联那些那么年轻的年轻人,先生,田汉夏衍萧红萧军,,,我突然很感谢那个决定立这个牌子的人---哪怕只是一块牌子。

12-13-2002 23:06:37

新内容RE:鲁迅路口(张承志)ZT (编辑了 0 次) messer
想起一件事,感触颇深。

绍兴是小城,主要的干道便是鲁迅路,百草圆、三味书屋、鲁迅纪念馆及至咸亨酒家,都挨挨擦擦排列在路的两端。游人很多,走到哪里,都会被导游的声音所恼。

路过咸亨酒家,门口是那铜像,斜倚着曲尺柜台,守着一碟茴香豆。我忽然听到一导游对其后的人群说:“这就是鲁迅笔下的咸亨酒店,门口站着的就是有名的阿Q,大家可去合个影。”于是便有人出来合影,我不禁哑然失笑。

也罢,反正人那么多,我干脆走出鲁迅路口,去了青藤故居。这里好,没有人,我带着鲁迅的集子,正好可以在这女贞树下把一个下午消磨掉。

12-13-2002 23:27:40

新内容RE:鲁迅路口(张承志)ZT (编辑了 0 次) messer
百草、三味书屋、鲁迅纪念馆及至咸亨酒家,都挨挨擦擦排列在路的两

写得快了,自扎,自扎。

12-13-2002 23:30:55

新内容RE:鲁迅路口(张承志)ZT (编辑了 0 次) 坏孩
二姐当年极喜欢北方的河,和北岛,舒婷的东西,在她的带动下,当时读了很多很有激情,理想主义的东西。后来,我们都不读文学的东西了,她成了一个做很多计算的researcher. 现在偶尔翻张的作品,也不再喜欢了。
12-13-2002 23:31:26

新内容RE:鲁迅路口(张承志)ZT (编辑了 0 次) snoopy
这期万象上的,写的很好。他以很特别的角度理解鲁迅。是苟活者的羞耻感才可以燃起那样的愤怒和痛苦吗?
12-14-2002 12:53:44

新内容RE:鲁迅路口(张承志)ZT (编辑了 0 次) 面条
张承志是中国文人里的一个异数。他一样容不得自己和所谓名流为伍。
我喜欢<北方的河>,它代表了我曾经有过的理想主义。但真正刺激我的是<西省暗杀考>。读的时候还在上高中,字字触目惊心。
那篇关于法国革命的文章,可以贴上来吗?
12-14-2002 12:57:43

新内容RE:鲁迅路口(张承志)ZT (编辑了 0 次) 春花
其实张承志只是借鲁迅言自己的志,他说他因私人原因而再访鲁迅,这个私人原因,有他穆斯林的身份,少数民族文化的感受,911后整个穆斯林世界的冲击,巴以冲突,等等等等,对一个有良知的本文化知识分子构成的挣扎。

当然文本的解读是读者,如我,自己的事。我以自己的感受来解读它,虽然我能感受到作者文章背后起伏的心绪,但一篇好文章好就好在,它给了不同的感受以不同的出口。虽然我肯定不能赞成把徐秋议为恐怖分子,我可以用一长篇考证来严格界定恐怖分子的范围,但张承志有这个需要,这是我们不同的文化心理需要。

12-14-2002 13:09:37

新内容RE:鲁迅路口(张承志)ZT (编辑了 0 次) 春花
阳光与闪电 ---朱学勤

所谓阳光,是指美国革命的性格,温和而耐久;而闪电,则指法国革命的特色,爆发于黑暗,电闪雷鸣,暴雨如注,照亮并荡涤旧世界的角角落落,但也迅速回归黑暗。

一七八七年费城制宪结束,北美革命暂告段落。不出两年,法国革命突然爆发,如闪电撕裂大地。两场革命在时间上挨得太近,以致后人并称为"姊妹革命"。就中国读者而言,我们从教科书上接受的那些历史叙事,似乎也能支持她们的"姊妹"关联:法国革命的导火索王室财政赤字因援助北美革命而发生;《人权宣言》从字面上看,很像《独立宣言》的姊妹篇;领袖人物穿梭往返,托马斯-潘恩先后参加两场革命,拉法耶特援美抗英,毁家纾难,归国后又将巴黎起义中缴获的巴士底狱钥匙回赠华盛顿。法裔美国学者苏姗·邓恩(Susan Dunn)比较这两场革命的著作Sister Revolutions: French Lightning, American Light(一九九九年),也沿用了这一"姊妹革命"的说法,却以她的副标题"阳光与闪电",划开了这两场革命之间的家族联系。作者征引那一时代人大量通信、日记和私下谈话,描绘了另一幅有可能使中国读者感到陌生或意外的画卷。

专制一旦和轻浮连袂出现,更能撩拨革命欲火

一七八九年的三级会议相当于英国的国会,但在法国已经有一百六十多年没有召开。路易十六敕令开会,只想据此分摊国库亏空。他没有想到的是,包括他在内的法兰西民族已经遗忘了这一会议如何召开,如各等级代表人数,选举方式,以及会议辩论程序。他只是说了一句要开会,而且是三级会议,后面的事情则再也说不出什么了。
红衣主教布里安在他解职前的一个月,提出了一个宪政发展史上十分善意但也可能是最为离奇的想法。他力主法王邀请法国所有的"学者",就三级会议如何召开进行一场智力竞赛:会议规模该大该小?三个等级合厅议事,还是分别集会?在权利方面他们是否应该平等一致?布里安显然很开明,他想起了法王遗忘的东西,却和法王一样,忘记了更重要的东西:法兰西民族以文学和妇女时装而不是制度能力领先欧洲,文人多,学者少,思想界基本由文学评论转型而成。此前路易十四将全国的贵族大户迁居凡尔赛,以芭蕾、沙龙等浮华消费耗损他们的财富,消磨他们的斗志,捎带着产生了这一时期的法国文人阶层。后者活跃于宫廷前后、沙龙内外,习惯于上流贵妇的衣香鬓影,灵感离不开性感,才情与爱情齐飞,有时为法王怨恨,有时为王后宠护。他们离宫廷近,自认已窥得国家奥秘,如稿纸画板,可以揩出一片空白,再画最新最美的图画;其实距离政治甚远,始终被排斥在国家管理圈外。不远不近,欲迎还拒,常使文人把剧场栏杆拍遍,为满腔热忱不能宣泄而愤懑。布里安建议一出,这个阶层的灵感与才情、怨恨与愤懑如井喷般爆发,在那个炎热的夏季,法王案头堆起总数达二千五百种的政治小册子,这个热爱钳工锁艺甚于朝政管理的年青人立刻被浩浩荡荡的政治设计淹没了。这就是他的前任兼祖父路易十五临终时有所预感,却又撒手不管的"洪水滔天"。
壅溃之后,首先冲毁的是闸门本身。专制一旦和轻浮连袂出现,更能撩拨革命欲火。这一点,只要回顾大革命前夕一个细节,奥地利来的王后如何撒着娇逼法王同意把《费加罗的婚礼》搬到宫廷扮演,大致能窥破一二。法兰西确有"悲惨世界",却是双重的:专制加轻浮,在它的对立面复制出暴烈加放纵,恰如一个苛严的父权家庭一旦松驰,通常能在长子的嚎叫中看到父亲的背影;专制要为它本身封闭太久付出政治利息,还要在历史数轴的相反方向--当它想改变统治时,要为被统治者即债权人也已经复制了它的暴戾性格,付出加一倍的利息。
《陈情表》(The Cahiers De Doleances)是应国王的要求,对国家的状况进行评述而撰写,并印行六万本的小册子。托克威尔事后爬梳这一大宗史料,编完一栏有关民众不满的主题,不禁目瞪口呆:"我带着一种恐怖的心态认识到,这里所要求的是对国家整个法律和风俗习惯在瞬间同时废除。我看到的问题是,法国面临着世界上曾经发生过的诸多革命中最危险的革命。"他发现,政治自由的完全缺失,使得文人对政治事务"不仅陌生,而且盲目";一些人在进行管理,老态龙钟,另一些人在真空中建立关于政体的理论,高谈阔论,政体领域与观念领域分离行进;如果法国的思想家能够像他们的英国同行一样,有机会参与日常政治,并对他们的制度进行一些日常的修补,他们就不必去想像一个全新的制度。不幸的是,专制制度的长期排斥使这些人不得不相信,要么全部--全盘接受过去不正义的制度,要么全不--全盘推翻这个国家的政治和社会架构。他们当然选择后者。
文人之轻狂当然应归咎宫廷之轻浮,一如文人之盲目应归咎制度之专横。法国启蒙运动的正面价值,史载甚详,至今尚得其惠,而这一运动与文人的性格联系,则较少触及。文人从宫廷弄臣而来,至此变异,当然有锋芒,却离不开舞台气,从批判到逃避,瞬间可变,批判时投以意图伦理,逃避时缩回犬孺游戏;这一阶层也是教士之后裔,与后者一起承担教民、化民、牧民之职,不自觉中也承袭后者政教合一之血脉。至新时期,虽与神权王国的政教合一发生冲突,却不知政教分离之民间依托,一旦社会还俗回归人性,新教士则叶公好龙,立刻呼唤人间世界的政教合一。此外,文人凸起于社会之上,而不是与其它阶层平列,亦为法兰西独有胜景。这一民族从路易十四建立凡尔赛宫以来,精神上就不太平衡。社会以文人为导师,以文人思想为前引,而不是以实业、法律乃至技术为动力,以契约精神和程序至上为重心,此一现象,除同属拉丁语系的南欧诸国,在英伦、北美则甚少发生。后者即使有文人,文人并不凸起,而是与社会其他阶层平列。文人反抗当然有积极意义,这一过程能产生抗议精神,难能可贵,却很难产生新型制度及其政治文化。文人多半不耐贴地步行,形势松动,一跃而入无政府主义之迷思,失重作太空舞,可上九天揽月;进入政治实践,则在反抗中复制对方,在革命中再拥戴一个国王,可下五洋捉鳖。王权制度被改造之前,他们时常在这两件事之间周而复始:要么是带球越界,以文学飞腿狂踢政治之"门",空许一个乌托邦,这时叫"文学启蒙";要么是被强行清场,于是就退缩到场外玩一段圈子里的击鼓传花,鼓停处,总有奇花暗放,这时叫"巴黎纯文学"。文人凸起通常标识社会患有炎症,却因其红热而具艺术性之外观。文人本身是病,不是药。他们高一声低一声地呼唤革命,若革命来不及发生,其吟唱载入史册,或为艺术之瑰宝,或为抗议之结晶,所谓病蚌生珠;革命倘如期而至,文人中最激烈者第一天允诺民主,第二天扑杀反对者,第三天就变得比专制还要专制。
意大利文艺复兴对人性光明的尽情讴歌,翻过比利牛斯山到法国,为法兰西文人所接受。先是放大为对人性的无限信任,以人性至善之乌托邦代替人间制度规范,而不承认人性另有幽暗一面,在此前提下,以恶制恶,以权力制衡权力。一旦发现人性并不纯然是至善,则号召以革命手段改造人性,当人性拒绝改造,则立刻翻出与人性为敌,对人性无情镇压的狰狞一面。大革命对人性的这一内在矛盾,前一面表现为初起时一飞冲天,一七八九年八月四日一个晚上就宣布废除此前沿袭千年的所有封建特权;后一面则表现为对人性的恐惧与镇压,一七九二年至一七九三年,一年内有一万七千人被推上了断头台。 霍布斯与卢梭:几何与美学的差别

近代自然科学与文艺复兴同时代出现,却与人文诗性从一开始就不和睦。哥白尼所代表的太阳中心说既挑战教会地球中心说,也威胁文人们的人类中心说,不仅激怒教皇、教士,同时也激怒但丁一路。自然科学在近代的活动,对教会禁欲不利,对诗性解放也同样不利。教会禁欲,曰"救赎",以神写创世记,以神救赎人;文人纵欲,曰"解放",以人代神,还是继写创世记,只是在神的位置放上人,人可"救赎"人,"解放"人,"改造"人。教士与文人都是以人类为宇宙中心地位,这一地位恰为自然科学所颠覆。后者对人类中心与人性的自然描述,扩展至英伦,发生苏格兰启蒙活动之低调性格。霍布斯之政治学说从几何力学而不是诗性人学推测人性不可轻信,掌权者人性更不可轻信,"权力之扩张本能只有在碰到另一权力扩张时才能停止,恰如物理世界的物体运动",由此发生权力分立与制衡说。其思脉与其说接近但丁、彼得拉克人文诗性一路,不如说接近哥白尼、牛顿几何物理一路。霍布斯也研究人,琢磨人,但开宗明言十七世纪是几何的世纪,对比利牛斯山那一侧倡言该世纪是"人的发现",似乎故意冷落。其代表作《利维坦》从几何公理推理权力运作,与其说是人的"发现",不如说是以人为题的几何逻辑练习簿。同样是两国近代政治学开山祖,霍布斯与卢梭的差别, 是冰与火的区别,几何与美学的差别,逻辑与诗意的差别,恶始善终与善始恶终的差别。前者或许消极,不敢谈人间天堂,不"救赎",不"解放",不"改造",却能避免人改人、人造人的活地狱;后者冲天而起,拍板叫天堂,却先走一段人改人,吓死人,也杀死人的地狱路径。后世所谓英美分析与欧陆演绎,经验归纳与先验独断,逻辑实证与"诗意地栖居",可能都烙有这一早期分歧之烙印。
而史家至今称法国为"启蒙运动",不以类似概念称英伦与北美,也是无意,无意中留下的间隙,却比有意刻画更能透露历史消息。英国革命前,苏格兰壁炉边只有三两个思想家窃窃私语,不能称"运动",至多称"活动";而北美则几乎记录不到革命前有纯粹观念活动,迹近于无。法国不仅"有",而且有"深度",把政治改革延伸入人性改造,时间长,受众多,大规模文学化,确实应该称之为"运动"。就启蒙及其文人性格而言,北美"无",英国"有"前一半,无后一半,法国则是二者兼备,"大而化之"。这三个数量级,是对比三个国家革命成败的诸多关键之一,可惜后人着墨不多。将革命之原因与负面结果全部归咎于文人,反而有夸大文人作用之嫌,甚至可能从批评一端坠入被批评者的"文化决定论"。但是,革命前的文人启蒙与革命中的社会动荡,两者之间也确有一层负面联系。反省这一联系,有可能会使至今还数量庞大又沉睡于"五四"以降一支新传统中不醒的文学青年,感到气闷。事实上,自"五四"形成那支新传统以降,法兰西文人作品包括哲学在内,在中国接受外来文化的历史记录中总占上风,除了这一流派多具左倾性格,容易通过意识形态之嗅觉,而其他流派则难有如此幸运,网密如篦;还因为接受者之智力结构与法兰西有家族相似,不与英美同,容易通过接受者的智力过滤,网漏吞舟。

文学如激情踢马刺,能使革命飞奔

革命如遇文学,一定如火如荼。马鞍下增设一激情踢马刺,能使革命飞奔,在空间上放大,在时间上延长,直至延伸到文学所在地――精神领域,啃噬文学它自己。美国革命没有留下类似纪录,如有之,革命前仅一本《常识》(一七七六年),革命中仅一本《联邦党人文集》(一七八七至一七八八年),却都不是文学,或革命文学。前者仅为应急,由一个外人来挑破殖民地与母邦之关系已名存实亡,说服当地人正视现实,敢于独立;后者是拉票,多局限在制度比较、政治程序上立论,说服百姓投票通过一七八七年宪法。两本小册子,反映美国革命之"历史性局限"向纵深发展--越来越自觉地限制在政治本身,不扩及政治之外的其他领域。尤其是后一本小册子,在那样重大的历史关头,却不向文化深处挖,更没有就此延伸入新"政教合一"之圣地:如"改造国民性"、如"伦理觉悟方是吾人文化之最后觉悟"、如 "文化革命才能最终保障政治革命"。是否十八世纪北美民众觉悟已高,不必改造?当然不是。民众之愚昧,一点也不亚于此后两个世纪以法国革命领衔的另外几场大革命。美国也有文学,但文学史开窍晚,殖民时代所谓文学多半是私人通信作品,略输文采;美国也有文人,但没有凸起一个文人阶层,稍逊风骚;美国也有观念活动,但没有文学踢马刺,马归马,刺归刺,只识弯弓射大雕--政治只是政治本身,政治权力的顽症,只能依靠权力分立与权力平衡来驾驭。这些缺陷,都可看作是美国历史的乏味,乏味处却耐人寻味。美国革命说穿了,"卑之无甚高论",只是一个单调直面,直面其政治制度的改革与创新。这样的政治当然有失败记录,还有拆烂污的时候,如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两个世纪末选出的那几个总统,虽经选举,乏善可陈。但是这样的政治有一点好:政治与社会领域其它领域有一条隔离带,大失败与拆烂污,只是政治本身失调,不至于蔓延为其它领域的大动荡。无怪后人罗隆基有言:最好的政治是政治行政化,行政技术化,换言之,政治应该走下行线,而不能走上行线,不能期政治以道德至善,更不能授政治以建立人间至善王国之特权。同样是一七八七年宪法的制定者,此前也有一七八一年邦联条例的失败,人谋不臧,可谓大失败。此时之北美,如果按照法国革命的逻辑以及中国读者习惯的思路,很容易往政治之外想,把一场政治失败从参与者人谋不臧扩展为全民族抽象的文化责任。从一七八一年失败至一七八七年改制,华盛顿们确实是有足够多的理由,将邦联制瘫痪归咎为一场文化失败或国民之劣根性:如各州"只知地方自保,不顾全局利益";民众"只知私利不知公意";民军之挫败"是因为拖着王权思想之小辫与英王作战",等等。但从北美人的实证眼光看去,政治更多的是与利益选择相关,而不是与文化观念相关;从邦联到联邦,是制度选择的失败,就在制度选择这一层面推倒重来,只能"就事论事",不能深挖"文化老根",将制度选择扩展为文化论争,把少数人之责任推卸为全民族之国民性。一七八七年北美之令人沮丧,是有一点像法国的一七九三,也有理由走向一场深挖"人性劣根"、"道德革新"、"国民改造"的文化战争,而法国果然就这样发生,从政治革命走向社会革命,再从社会革命走向"共和二年的文化革命"。但在北美费城,面临差不多的政治危机,那五十五个人却拉起了窗帘,低声进行一场制度层面几乎是技术性格的讨价还价。在那里,是律师而不是文人,是实业家而不是作家,是来谈判而不是决斗人类历史上第一部成文宪法,一旦成文,则交公众投票。至于公众,四百万人中有投票权者,也不过是一群"农众",在传阅《常识》之前,至多只读过一本《圣经》。大选之日之所以放在秋天十一月第一个星期二,是在等这群农业人口在那个月里先把一年庄稼收割完毕,临出发前的星期日上午还要进一次教堂,下午上路,第三天才能步行或骑马走到距离最近的一个投票地点。看不懂选票者,还要允许他们以玉米粒而代之。这样的农夫愚顽,还有宗教愚昧,居然形成惯例,从农业社会至工业社会,再从工业社会至今日所谓后现代,社会形态两次变迁,总统历经四十三届,而大选之日不敢变。放在中国,这是一群不折不扣的"末庄中人",不是阿Q,也是赵老太爷。当有萧涧秋自北大来,先打倒赵老太爷(华盛顿),再启蒙阿Q(谢斯起义),特别是要通过读"新小说"而改造"国民性",阿Q文化觉醒,才可放心让其投票,否则就可能被"柿油党"(汉密尔顿)误导。而北美则不然,是政治,不是文化,是逻辑,不是哲学,是技艺,不是诗艺,是匠人,不是哲人,是制度制约人性弱点,而不是以道德至善强行改造人性。以新传统文学青年而视之,一部十八世纪的乡村宪法,充满干草气,间杂有玉米粒,居然二百年不思改版,如此"政治",无"文化深度"可言,如有之,一"末庄文化"耳!
唯法国可让中国的新旧文人称心。他们是更深层次即文化层次上的"姊妹",历史来源不一,文人病如一。法兰西的政治身首异处,"生活在别处",政治中的可变因素不在政治,却在政治领域之外,存在于文学和观念领域之中。按托克威尔说法,如果法国人能够有数年一度的三级会议参与政府管理,哪怕他们能够持续参加地区一级的议会,加入到国家的日常生活,他们就会对具有真空纯度的纯粹理论保留必要的怀疑,不会让作家们的抽象观念牵着鼻子走。在寻找政治权力与知识分子权威分离的社会学原因时,托克威尔抱怨:法兰西民族疏远具体事务,厌倦了它自身的制度,又无能为力去改革它,同时,它又是所有民族中最具文学色彩!托克威尔发现,法国"权力No.1"即"君权",并不是结束于其他状态,而是结束于这种精神分裂症。文人们远离政治,却能够在文学或者哲学氛围中谈政治,而能够谈的却又只剩下他们!这使得文人有更大的空间更热忱的勇气向深处挖掘政治的"文化老根",何况这个政府还悬赏出题刺激这些谈论。

北美"革命者"看法国革命

那一代北美领袖是法国革命的目睹者,甚至是亲历者。自己征鞍未解,彼岸革命就已上马,当然感到亲切,却又陌生,并逐渐担忧起来。独立战争的大多数领袖后来都参加了费城制宪会议,那五十五个人的签到本给左翼史学家提供了阶级分析的最好文本。根据美国史学家比尔德的统计,五十五个代表多半是实业人士,至少是律师,唯独没有"脱产脱业却能够内在超越"的文人哲士。这些人参加制宪会议带进费城独立厅的东西有:殖民时期参加议会活动积累的"阶级局限",经济活动中形成的"商业性格",在不同的利益冲突中养成缁铢必较而又不拔剑决斗的"庸俗习气",新教氛围中形成的"克制与礼貌";甚至还有英式议会辩论时面对主持人发言,而不是向他的辩论对手直接攻击的"虚伪习惯"。法国革命后来发生的议会辩论,让他们瞠目结舌:几十个革命家面对面咆哮,革命群众则围坐在中间的走廊上欢呼呐喊。即使后来有所节制,主席也只能规定允许四个革命家同时发言,而革命家如还不耐这样的辩论"程序",那就立刻上大街敲响警钟,再来一次起义。让美国人不敢想像的,就是在这样的政治生活中出现的这样一群脱产脱业的"职业革命家"。 "新人类"在法国十八世纪出现,以革命为职业,除了革命一无所有,除了被政敌很可能是另一群革命家推翻,也找不到退出政治的回归路。反过来,让法国人回看华盛顿,只干两届就回归波特马克河边的农场,那不是回归正常,而是暴露革命同路人的最终局限,重回有产有业者的庸常泥潭。
约翰-亚当斯在接任华盛顿之前,当过驻法大使。一七七八年北美战争胜负难定,他却只能在大洋彼岸宴请巴黎的文人型思想家,耐心倾听他们的启蒙哲学或启蒙文学。结果发现,这些人不仅沉湎于"幻想",而且对什么是政治,什么是政府事务根本就是无知。对中国读者来说,下述姓名如雷贯耳,至少应该和同时代的华盛顿、杰斐逊联系在一起,但在当年这位镶嵌在华盛顿和杰斐逊之间做过第三任总统的北美革命者眼里:杜尔哥是个缺乏"判断力和实际经验的政治家",伏尔泰是个"撒谎者",卢梭是个"纨绔子弟"和"好色之徒";孔多塞是个"骗子"和"白痴";达朗贝尔则干脆是个"寄生虫"和"虱子"!
他那时就担忧法国人偏爱这些人的抽象理论,会导致灾难性后果。杜尔哥空想的政治抽象观念,特别是关于"统一而不可分割"的政体理论,神秘而毫无意义。孔多塞如果仍旧保持一位哲学家的身分,那将无害,不幸的是,作为一位立法者,他却加速摧毁了他曾经追求过的德行。亚当斯特别不能接受孔多塞所述人类无限的完美性和永无休止的进步性,尤其是后者所信仰的知识分子是人类"永恒的施主",更是轻蔑至极。亚当斯警告说,对于天才人物的崇拜,构成了一个贻害无穷的新神话,这个神话以不犯错误的人代替了上帝。孔多塞写道,法国宪法原则比美国宪法所提供的原则更完美,更正确,更深刻,更实在。亚当斯在这一页书页边连写了四个惊叹号:"完美!正确!深刻!实在!"亚当斯也是革命者,但他大概闻到了另一种气味。审美与唯美是文学领域里最正当的驱动力,但是一旦进入政治实践,美学将翻转为专制,不负责任的空谈将翻转为断头台疯狂起落,政治领域里的文学与政治领域里的嗜血或许会构成正比。
大革命爆发时,莫里斯继任北美驻法大使,有幸目睹亚当斯的担忧成为现实。一七八九年的立法议会,自由派贵族还在讨论制度建设,如选举与被选举权之区分,立法权和司法权不同之归属,对属于国王的行政权还应作必要限制,以防专权,等等。参加这些立法作业的人,其中一些本来就是大法官,他们的制度设计成果甚至应该承认相当出色,但革命很快失控,他们只能离开立法会议,非逃即亡。莫里斯与拉法耶特有着浓厚的革命情谊,后者就个人而言,倾向于遵循美国经验,但显然控制不住法国政治的狂暴进程。一七八九年六月在巴黎的一次晚宴舞会上,两人倾心交谈。莫里斯在这一天的日记中写到:"我寻机告诉他说,如果第三等级的人们采用温和的方式,他们或许会成功,但如果使用暴力,难逃一败";他致信新大陆友人说,美国人并不切断此前在英国殖民地时期积累的宪政经验,以及与此相连的政治传统,但他在法国看到的是:"已经用天才取代理智作为他们的向导,以试验取代经验,因为他们喜欢闪电而不喜欢阳光,所以只能在黑暗中徘徊。"所谓阳光,显然是指美国革命的性格,温和而耐久;而闪电则爆发于黑暗,电闪雷鸣,暴雨如注,照亮并荡涤旧世界的角角落落,但也迅速回归黑暗。
汉密尔顿与拉法耶特年龄相当,伏矶谷战役时是华盛顿身边不可或缺的左膀右臂。他是那一时代北美领袖群中出身最为寒微者,有足够的理由成为民粹主义者,却因为他深知底层性格中闪电与黑暗的关系,反过来成为民粹主义的劲敌。底层对权力的渴望与上层对权力的贪恋,是同一人性的两面,所有限制权力的设置都是针对权力本身,而不是针对某一特定人群,没有理由在怀疑这一部分人权力的同时,能轻信另一部分人如果掌权就一定会改变人性与权力的关系。他起草了一七八七年美国宪法,但也是最早对大洋彼岸的"姊妹革命"提出批评的人。当巴黎事件开始显露的时候,汉密尔顿对文学哲士在那些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忧心忡忡,他写信给回国的拉法耶特,向他表示担心:"我惧怕你们那些哲学政治家的幻想",并提醒拉法耶特说那些理论家正在与现实脱节。
他和华盛顿一样,认为政府最重要的是能够不断"抉择、反思与创新",同时,也重视政治制度的持续性。他们难以相信把政治权柄交给那些没有经验历练的文学哲士,会比专制帝王更为安全。他与乔治·华盛顿通信,以怀疑的态度看待法国的政治风暴,"彻底的创新"和"过分的膨胀"对于法国社会的健康和秩序都不是什么好兆头。他深信,比起文学哲士的"感情奔放",政府更需要稳固的基础。尽管他是新宪法和联邦体系的设计者之一,但还是坚持主张"经验"是"人类判断力最少犯错的向导"。

一刀两断和修修补补:革命狂欢与宪政改制

革命初起,法国人一度把北美革命视为先导。随着革命观念越来越狂烈,法国人越来越不能忍受美国人的庸俗习气。受日益增长的宏大理想所鼓舞,法国人开始宣称,美国人应该把法国作为他们的拯救者:"美国的榜样作用只及于新半球,而我们的事业将泽被全球"。孔多塞认为,美国的革命只是为法国做了铺垫,法国革命将循着更真实,更完美,更深刻的原则进行。杜邦一七八八年提出,"为什么只是着眼于现存的最好模式,而不去寻求尽可能最好的模式呢?"许多人梦想着一举清除传统形式,建立一个仅以真理教化为基础的政府。议员拉博·圣艾蒂安骄傲地宣称:"啊!法兰西,你不要去学习榜样,而要去树立榜样!"雅各宾派领导人都相信,法国不再需要美国的指引。圣鞠斯特对美国的"联邦"制度嗤之以鼻。他嘲笑道,那根本不是一个共和国,而只不过是毫无希望,四分五裂的大杂烩。最为兴高采烈的是那些无政府主义者,阿拉卡西斯·克洛兹来自普鲁士,在法国革命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自诩为"人类代表",高傲地放风说,美国人私下里对法国的政治体系很是羡慕,而且整天在责备自己缺乏法国人的政治洞察力!相比旧大陆上这些激进革命者居高临下的批评,新大陆上的那场美国革命确实显得低调灰暗。杰斐逊和麦迪逊都承认,当初如果伦敦能给美国人几个国会席位,革命早就烟消云散了。杰斐逊在《独立宣言》中明确指出,美国人所要求的,不过是想回到国会与乔治三世加以破坏之前他们长期享有的权利和自由。在这一意义上,他们的革命是一种"复归",正如"革命"(revolution)一词在天文学上准确的意义所示--"围绕某一中轴的圆周运动,止于其所始。"但对于某些法国人来说,革命并非是"复归",而是"决裂"。法国的激进目标是重构和重组国家的政治、法律和社会结构,彻底推翻国家的原有制度,要与数千年的历史决裂。
英国人的看法则与刚在战场上分手的美国人接近。除了埃得蒙-伯克那些著名的演说,阿克顿勋爵写到,"法国从美国人那里学来的是革命的理论,而不是他们的政体理论,是他们一刀两断的气魄,而不是修修补补的艺术。"一刀两断相对容易,而修修补补则是一门比舞台艺术更为艰难的手艺。美国革命的推动,并非由于对力量的信仰,而是由于对严密的、甚至是冗长乏味的国会程序的忠诚。当美国人在长达数月全国性讨论之后,才产生一部创造性的宪法和人权法案时,在法国,冲天而起的革命行动自然嘲笑这种缓慢而循规蹈矩的程序。法律制度除了约束甚至消解人民群众精力充沛的干劲,还能是什么呢?当革命遇到阻力陷于低潮时,罗伯斯比尔悲痛地说:"我们援用法律制度,是因为我们缺乏原则;我们津津乐道于自己的微妙,是因为我们缺乏力量。"
卢梭之公意--"General will",成为法国革命的共识。西哀士关于新法兰西的关键词--以此塑造革命政治,并成为它的符咒性(mantra)概念,不是别的,就是:"统一"。大革命进程中,频率最高的群众性呼喊是:"法兰西民族,统一而不可分割。"可是,谁也没有想过,这种对"统一"的渴求,恰恰是被他们推上断头台的路易王族三代人追求的目标。统一、不可分割、无瑕--所有这些的历史来源,都可归结于王权运动时期半神半人的国王的品质,现在却转移到革命的"人民"身上。好几个世纪以来,国王基本上是按他的"统一性"来设想的。路易十四的家庭教师博絮埃,这位空头理论家曾教导他的忠实学生说:"任何分裂的王国都将毁灭,帝王政府是与分裂正相对立的。"就像国王的身体体现了不可分割的国家,西哀士也把不可分割的国家设想为一个人,并宣称"人必须把世界上的国家设想为不可分割的"。雅各宾党人海登斯宣称:"我宁愿让二千五百万法国人死亡一百万次,也不让一个人人毁灭统一而不可分割的共和国一次。"
鼓吹万众一心,并不能保证万众一心,却促使整个民族陷入内战狂热,摩尼教式的非黑即白。正如R. R. 帕尔默评论,如果有冲突,它一定发生在"人民"与"非人民"、"国家"与"叛国者"之间。人们被分裂成两个阵营;一个阵营是革命者和爱国者,另外一个阵营是敌人和叛徒。贞洁的人民团结在内,反革命分子排除在外。托克威尔看出这种"万众一心"的黑暗和强制性内幕:"受制于万众一心之压力,他们闭口不谈如何正常表达分歧,解决分歧。"在广场政治盛大节日之狂欢中,有为革命事业共同献身的快感,有兄弟般共同奋斗的崇高感,却没有反对者和不同歧见的容身之地。人们只能谈论什么使他们走在一起,却把真实的分歧小心翼翼地遮盖起来。

北美革命:不仅是顺应人性,还在于对人性幽暗的承认

麦迪逊问道,分歧与党争能从社会中消除吗?冲突能被消除,统一能够获得吗?统一与一致能够被法治之外的某一党派草率创造,但那种选择是不得人心和不可接受的,因为它的代价是自由本身。人们将会被迫牺牲自由,而这正是"政治生活的精华所在"。麦迪逊用一个形象的比喻说:"自由之于党争,如同空气之于火……因为自由孕育党争,所以它是政治生活的必需品,如果企图因消除党争而消除自由,那就像灭绝空气一样荒唐。"
其他方法可以获得统一吗?不能。麦迪逊解释说,统一的梦想只是空想,只有在"理论政治家"那里才能找到蓝图,只有修道院的哲学家们才能够想像在每一个公民身上拥有同样的观点、激情和利益。现实生活的"文明共同体"中,那种"利益、观点以及情感的完美同质性"是从来不可能找到的。分歧与冲突不可避免,因为"党争潜在的因素……已经深植于人的本性之中"。不是"理智"而是激情与私人利益将永远主宰人类事务。麦迪逊在《联邦党人文集》第五十五章写到:"在众多的集会中,激情必定夺取理智的至高权威。如果每个雅典公民都是苏格拉底,每次雅典议会将都是乌合之众。"
纠纷与冲突,在美国就像棒球对垒与小城镇集会那样平常。每当受到尖锐的抗衡政治这一张力刺激时,美国的政治体系不是瘫痪,而是绷紧神经,更有活力。在杰斐逊与汉密尔顿,林肯与道格拉斯,罗斯福与胡弗的观点相左时,他们总可以为自己的观点进行阐述和辩护。一九三六年,富兰克林·德兰诺·罗斯福的新政受到商人、银行家、金融家的猛烈攻击和谩骂,面对麦迪逊广场花园骚动的人群,他公然声明,"他们对我的憎恨,是无可非议的,我欢迎他们的怨恨!"
一七八七年建立的宪政制度,从历史来源说,与其说是与以往冲突一刀两断,不如说是诸多传统因素的综合。总统为民选,为民主制之大胜,然而总统执行权之集中,则可使人想起历史上的酋王与君主;国会一分为二,参议院如贵族制,众议院则回归民主制;最高法院大法官干脆与民主制绝缘,由总统钦定,且终身任职,有如罗马元老制之孓遗。这是个民主、贵族、元老、君主四合一的制度,不今不古,亦今亦古,只能称"复合共和制"。而在法国,"共和"则仅仅理解为君主制的对立面,以一根腿的"民主"踢翻四个脚的"共和",议行合一,"金鸡独立"。单一民主爆发为千钧霹雳之"闪电",复合共和只能集束为冬日之一缕"阳光"。对于那些不同意"公意"的人,卢梭的理解是这样,法国革命的理解也是这样:"公民不自由,就强迫他们自由。"
麦迪逊认为美国革命最重要特征,不仅是顺应人性,还在于对人性黑暗的承认。他参与缔造了美国政府,却敢于承认:"政府本身即是人性的集大成者,如果人人都是天使,就没有必要成立政府。" 民主制度与人性的关系,并非如文人理解的那样,只有与人性向善这一面的联系。此一面当然有,否则即难以理解普选民主取代专制独裁的历史进步,亦无法安顿人道主义、人本主义之价值。但更为重要的是,民主制度还有与人性向恶的另一面联系。这另一面联系,又可一分为二:民主之内,因有人性参与,故而民主本身必须有制约,不得以众凌寡,自由至上,而自由又必须与法治相连,此其一;其二,民主对外,为取代旧王权独裁而来,同时也发生制约民主制度下新政治权力的功能。由此两面联系才发生在北美家喻户晓的俗谚:因为人性是善良的,所以民主是可能的;因为人性是邪恶的,所以民主是必须的。 而法国如前所述,虽有革命,且革命至上,同样也不能避免革命与人性的两面联系。革命前,文学化启蒙是片面启蒙,仅仅只有一个对人性的高调估计,却没有对人性另一面的足够认识。理论缺陷的另一面,是在实践展开过程中通过人性节节抵制革命而尴尬补足。即使如此,在至善论哲学指引下,一旦面临人性阻力,革命则以改造人性、革新人类的高调强行跨越。这就出现法国革命与人性改造之间另一种悖论,甚为奇特:革命因允诺人性解放而起,却在人性前遭遇节节抵抗,于是为征服人性而继续革命,遂成一革命的噬尾运动,疯狂追逐并噬咬自己的尾巴,天天要割人性的尾巴,尾巴还是疯长,终至尾大不掉,人性的庸俗尾巴颠覆了革命的高尚头颅。如果把那句北美俗谚改为法国格式,或许就会成为:因为人性是善良的,所以乌托邦是可能的;因为人性是邪恶的,所以革命是必须进行到底的。
伊于胡底?这就形成"姊妹"革命分道扬镳的一道分水岭。是有限革命,在人性、人的精神王国前设置屏障,还是撤除屏障,长驱直入,无限革命?

革命不能归因于启蒙,启蒙却能限定革命之模式

启蒙即使不能避免,但在低调启蒙与高调启蒙之间还是有所区别。革命不能归因于启蒙,启蒙却能限定革命之模式。法国启蒙运动的逻辑预设一旦在实践中展开,那就是:"人性可以信任,新社会蓝图建立在人性完全解放之上,但在新社会建立之前则又必须人性,只有改造人性,才能改造旧社会"。如此启蒙,革命当如脱缰之马,长驱直入,进入人性改造,以破除王权政教合一始,以建立革命政教合一终。苏格兰启蒙启发人的怀疑,尤其是对自身的怀疑。如此启蒙,一方面是质疑王权独大,另一方面则是限定革命范围。由此路径,英国革命方为有限革命,一六八八年之终结,既不"光荣",也不"革命",只反映"人性"之妥协,"人性"之制约。美国革命近乎无启蒙,实在要找逻辑预设,只是一个消极性的"人性承认"。 "无代议士而不纳税",战争因此而起,可以说是一场民间抗税。一七七五年三月波士顿"倾茶"案发,帕特利克-亨利在弗吉尼亚振臂一呼:"不自由,毋宁死!"天下传檄而"乱"。究其因,几乎是一场政府禁止走私而民间反禁止而发生的商业冲突。那一晚以夜色为掩护,偷偷上船倾倒反动茶叶的"革命前驱",并不是如卢梭、罗伯斯比尔这样的"人性改造者",而是涂黑脸颊并插上印度安人羽毛,意欲嫁祸于人的茶叶走私犯。美国革命就是这样天真而又邪恶地开始的。所谓天真,是指它未经启蒙,只知本能;所谓邪恶,一开始就不是改造人性,而是承认人性逐利,竟因此而抗战与母邦决裂,因此而制宪以限制新政府的人性弱点。这是革命中的反革命。由此方能理解这样的革命具有自我限定甚至自我否定的性格,一旦胜利,立刻禁止革命后的新政府拥有干涉人性自由的立法权力。人性如康德言,"一根曲木,绝然造不出任何笔直的东西"。它承担不起乌托邦大厦,却足以抵制奔它而来的革命。说来可叹,法国革命到最后一年即一七九三年,才发现天敌不在王权,不在教会,不在凡尔赛,不在旺岱,就在这方寸之地--此前启蒙哲士前呼万唤的"光明"人性。人性者,韧性也,改进其认知,增进其知识--这是教育之职能;制约其放纵,规定其禁忌--这是宗教、法律乃至习俗之功能;却不能以革命为手段一个早上改变人性本身。革命初起,人性俯首顺应,革命深入,方寸逐渐收缩,收缩如铁,既坚且硬。人之沮丧者,为人性之冥顽,不可改造;人之自慰者,亦为方寸之柔韧,居然能抵制改造。近代革命与人性改造的"辩证法"确实丑恶,反革命,反美学,只有审丑效果:不改造人性的革命,未必成功;改造人性的革命,则总是失败,一头碰死在这方寸之地。
正如最好的政府是最小的政府,最好的革命很可能是最小的革命。与英国相比,美国革命可谓"最小革命",仅政治革命,无社会革命,更无文化革命。英国为"较小革命",为宗教自由而战,也触动当时的社会经济关系,王室改宗与民间地产变动已经紧紧纠缠在一起,毕竟发生了"一场半"革命。一六八八年以后颁布"容忍法",禁止政治权力进入精神领域,亡羊补牢。法国为"最大革命",史学界至今以"大革命"名之,确为不虚。从政治革命到社会革命,最后是"共和二年的文化革命",无限革命也就走到了自己的反革命之大限--革命者被革命。不仅是一七九四年热月政变,罗伯斯比尔被推翻,更为讽刺的是一七九九年法兰西全民投票,民主选举拿破仑独裁,计票结果是三百零一万一千零七票赞同,只有一千五百六十二票反对,反对票之寥寥,与大启蒙、大革命不成比例。无限革命的终点,是刺刀和步枪,而不是一七八七年宪法。经历那样彻底的启蒙,法兰西却心甘情愿地投票选出一个拿破仑皇帝,这不是偶然;五十年后,又在同样的锣鼓声中,选出第二个拿破仑,还是波拿巴做皇帝。闪电之后,是黑暗,再闪电,还是黑暗!至一八七一年,小拿破仑被普鲁士俘获,法兰西也还是在民主与君主之间打转,"共和"二字在法国已经污秽不堪。就在拿破仑叔父一炮轰散革命群众,然后把法国革命的空洞理想挂在刺刀尖上向外输送之同时,北美革命尘埃落定:一八○○年,连续执政三届政府的联邦党人选举失利,政权和平转交给反对派,建立政党轮替。此后狗咬狗也好,驴咬象也罢,以"共和"与"民主"命名两党,准确之至,人类第一次在"共和"平台上和平实现政府权力的"民主"交接。从此北美无革命,若有之,则是在四年一次的总统大选与应时启动的弹劾程序中依稀可见,但那已经是反革命的"革命"。

一七八七与一七九三:共和在下,民主在上

令人意外的是,一八○○年继任总统的杰斐逊一度热衷法国革命。当汉密尔顿、莫里斯和亚当斯担心法国偏爱"闪电而不是阳光"时,杰斐逊却为这道眩目的闪电欢欣鼓舞。后者也曾担任驻法大使,也不断写信给新大陆报道巴黎和外省不断发生的事件。与亚当斯、莫里斯不同,杰斐逊热情洋溢,为之雀跃。在给麦迪逊的一封信中,他宣称,世界只属于活着的人,即所谓革命周期,二十年可以再来一次。麦迪逊读后深感不安,他力图使他的弗吉尼亚老乡冷静下来,并提出两点劝戒,首先,两代之间存在一种持续性;其次,尽管在《联邦党人文集》中麦迪逊为人民拥有变更和废除"糟糕透顶"的政府的权利而辩护,但他对于动辄革命持审慎态度。
此时杰斐逊理解的美国革命,是人类"解放"。他认为,美国革命"赐给了我们一本签名簿,在上面我们可以随心所意地书写我们高兴的东西"。 这很类似二十世纪同一类人的豪言壮语。杰斐逊理解的"解放",一如法国人追求的是"解放",而不是"自由"。"解放"是"无边界自由",一旦遭逢他人自由,则毫不留情地踏过去。杰斐逊忘记了此前在殖民时代的弗吉尼亚议会的工作,忘了他作为一位档案保管员为该州宪法和立法记录所做的努力,忘了他曾对撒克逊宪政的羡慕,也忘了他自己说过在一七七六年,大多数美国人只是希望回到他们在国会建立之前已经很熟悉的,并早已确立的权利和自由上,只不过那些权利后来被乔治三世剥夺了。
麦迪逊多少能影响一点杰斐逊,当后者上了一些年纪,渐渐认同周期性宪政改革,而不是周期性暴力革命。他本身也有政治家的另一面。还在巴黎当外交家的时候,他曾告诉约翰·亚当斯的女婿说,如果一七八七年他在里士满,就有可能采取马基雅佛里式的前后不一:"偿若我在美国,我将热情宣传(宪法),直到它在九个州获得通过,然后我同样热情地站到另一边,劝说剩下的四个州别忙,等《权利法案》附上去后再同意。"
此处亦如"闪电",照亮这位政治家个人的人性深处,亦照亮一个时代的政治纵深,与其称之为马基雅佛里近代翻版,不如称之为"杰斐逊里士满谋略"?它确实导致后来两党制的起源,而两党之争,又反映美国制度里的二元共生,即所谓麦迪逊主义和杰斐逊主义相互缠绕。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谁能比这一段当事人当时所言说得更好。
杰斐逊既能热血沸腾,也有聪明如冰雪的时候。为什么"先要热情宣传宪法,直到它在九个州获得通过,然后我同样热情地站到另一边"?而不是颠倒一下时序,先反对,后同意?这是因为他要比后来的追随者更为明白,这是近代左翼政治史一个生死攸关的起点:他们在观念层面可以先"闪电",后"阳光","闪电"总是比"阳光"夺目;但在制度层面则必须反过来,"阳光"在前,"闪电"在后,先建立一个可以反对的制度,而不是照搬法国模式,先建立一个必须拥护的制度。一七八七在前,容得下一七九三;一七九三在前,则必然吞噬一七八七。这是两个普通的年分标志,是时序,也是不能颠倒的结构秩序:共和平台在下,民主批判在上,而不能反过来,左翼如建制度平台,则几乎成断头台之同义。一七九三在法国,当丹东在罗伯斯比尔的左翼平台上提出共和性不满时--"塞纳河流血太多",他只有走到那个断头台上汇入血河,才能找到他的批判归宿。就像所有正常人一样,杰斐逊明白这一常识:我拥护可以反对的政府,我反对只可拥护的制度。
"杰斐逊里士满策略"导致一七八七年宪法在附加《权利法案》之后,终获通过。此后,用詹姆斯·麦格雷戈·伯恩斯的话来说,这个政府将像个"奇怪的混血儿"在运作:尽管两种倾向持续共存并塑造美国的政治生活,然而,以磐石般持久的宪法铸造的麦迪逊主义总是占据了主导因素。杰斐逊就任总统以后承认,他赢得了一八○○年的大选,但他不得不接受由麦迪逊的共和平台对政府的限制。而他本人施政期间对批评的压制,以及对底层民粹思潮的强硬态度,则使他赢得了比右翼还要右翼的可疑名声。"姊妹革命"之后二百年,世界范围内以一七九三为胎记的政治传统也是在放弃制度性颠覆要求之后,承认既存制度平台之合法,变革命主张为政策限制(从"福利国家"到"绿党运动"),方打开有所作为的政治空间。如第二国际社会民主党人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纲领性转换,以及八十年代后期通过麦迪逊式的选举而执政。令人气短的是,从海湾战争到科索沃危机,这一流派所经之欧洲左翼政权居然持清一色鹰派立场,也使人想起杰斐逊初入白宫那一任内的尴尬。他们分享了杰斐逊的策略,也分享了杰斐逊的尴尬。时间相差二百年,但在逻辑层面,还是与上述"杰斐逊里士满策略"扣合在一起。
反过来说,由此也可以向杰斐逊主义的所有后裔作一让步:法国革命复活了,一七九三的浪漫舞姿在一七八七年的制度平台上施展身段,起舞二百年。只是要指出一点,它不是复活在它自己的制度里,恰恰相反,它又一次"身首异处",它的身体已经死亡,它的头脑寄生在异己的制度里。这是所有以一七九三为胎记的政治传统、批判观念和浪漫人士能够存活的秘密。小如罗伯斯比尔个人,他如果复活,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是一个在美国校园里大发雷霆的语言教授,如乔姆斯基;大如社会民主党执政,它们一度要继续革命,最后却放弃革命,在他人的制度平台上舞蹈,舞得比任何时候都好。闪电比活在它本身要好。闪电只能寄生于阳光,才能增加阳光的温度,而不是突发抽搐,霹雳伤人。它如果孤立出现,它只能重归黑暗。

闪电之下,刀耕火种

现在,可以简略说说"姊妹革命"之外的话题了。
北美史学家时常抱怨,中国也有"教科书问题",总是腰斩他们的"革命史",把一部完整的美国革命史按照自己的口味裁剪成一段"亚非拉人民要解放"的早期历史,视野所及,似只有从一七七五年到一七八二年的独立战争,却将更为重要的一七八二年至一七八七年的制宪历史弃之不顾。另有一些美国历史学家认为,要理解这场革命,仅仅延伸至一七八七年也还不够,这场革命有三个段落,第一段落为独立战争,第二段落为制宪活动,第三段落是从费城制宪到一八○○年杰斐逊大选获胜,政党轮替执政,人类第一次实现统治权力的和平交接。美国革命如果仅仅停留在第一段落,那就不是革命,是一场战争,甚至仅仅是一场内战:同一民族内部母邦与移民之间发生的分裂性内战,并不是外来异族统治与原住民之间发生的"民族战争"。这场"内战"后来之所以发展为"革命",是在"内战"结束之后的第二、第三段落,从一七八七年至一八○○年才从容开展。要能理解后一内涵,恐怕需要将西方历史还原至西方环境,剔除二十世纪"亚非拉人们要解放,解放只能通过暴力革命"这一认知框架的干扰。东方人有理由反对二十世纪西方的"东方主义",但与此同时,不能在反对中复制一次对方的主义,炮制东方人自己的"西方主义"。且不说以东方的"西方主义"反对西方的"东方主义",为意识形态语,同义反复,即以历史学而论,腰斩美国革命史,就已经是这一东方"西方主义"叙事模式的恶果之一。
有助于完整认识美国革命史的另一视野,是在美国革命与法国大革命之间展开对比研究。这不是后人主观找茬,而是这两场革命当时就已经在暗中较劲。无论是说美国革命在一七八七年结束,还是到一八○○年落下帷幕,两派历史学家都会同意,贯穿在这两个年代背后,尚有法国大革命映衬着一个更为宽广的历史背景,来自高卢的号角声嘹亮高亢,似乎在执意压低从波士顿到费城一线的苏格兰风笛。更为重要的是,以一七八七和一七九三各为胎记的两种政治传统,双峰对峙,二水长流,流贯此后数百年历史,直至二十世纪最后十年冷战结束。在那些有中国问题的教科书中,冷战只有五十年的历史,但在我们这里展开的历史视野里,则可能是一个稍长一些的历史单元刚刚结束。从一七八九法国革命突起狂飙,到一九八九苏东崩溃,狂飙一曲从天落,不多不少,恰好是一个完整的二百年。难能可贵的是,在这一历史单元里的后一阶段,列宁或斯大林不乏洞见,他们都曾发现这一历史要穴:要把"美国的求实风格和法国的浪漫精神结合起来"。只可惜在俄国,如此洞见仅限定为一小群"干部素质"之改善,而在更大范围内,所谓"灵魂工程师"的可怕说法早已将这一洞见淹没。从彼得大帝引进一个说法语的上流社会,俄国的政治文化就来自法国的精神疾病。俄国病,也就是法国病。
闪电之下,刀耕火种几多回?我们曾经生活并至今还未告别的二十世纪,可能就植根于这里。

(题注:人性之结构性定义,汗牛充栋。本文不进入这一层面,仅从功能主义角度接触这一问题:不回答人性究竟是"什么",只关心人们"认为"人性是什么,以及由此"认为"--不同的认识与作为,产生不同的功能后果。
此外,因篇幅原因,经作者同意,本刊发表时删落所有注释。)

12-14-2002 13:19:28

新内容RE:鲁迅路口(张承志)ZT (编辑了 0 次) 米什
关于法国革命的文章是朱学勤写的。朱是中国研究法国大革命的专门家,大学时候他的一本书《道德理想国的覆灭》给我理论思考的启蒙,读了三遍,实在是有创见,而且从中可见中国人文学者隐忍却仍是喷薄的血脉,他把法国大革命里与中国文革相较,以学术的思考搭桥,其实仔细地分析了中国的文革。后来又读过一个书系,好像是叫做“草原部落”丛书的,都是中国那批活跃的有点尖锐的却仍在尺度内的学者的文集,其中就有朱学勤,名字我又忘掉了,有几篇论文写得真好看,可也觉得他快到尽了。
这期万象上他的文章并没有更多新意,不过拾起从前思考的一点牙慧罢了。也许中国的人文学者学问到此也就尽了,不知道为什么。
12-14-2002 13:32:53

新内容RE:鲁迅路口(张承志)ZT (编辑了 0 次) snoopy
昨天看了《玛歌皇后》,她最后抱着爱人被砍掉的头颅离开卢浮宫,让我羡慕了好久,有妻如此夫复何求?亲爱的米什,你说是吧?
12-14-2002 13:33:51

新内容RE:鲁迅路口(张承志)ZT (编辑了 0 次) messer
朱学勤那本收到草原部落里的书叫做《书斋里的革命》,还收了徐友渔,钱理群,秦晖的,这是极好的一套书。

另外SNOOPY原谅我多句嘴,我个人认为,要是得妻如玛尔戈,肯定有点收拾不住。

12-14-2002 13:49:49

新内容RE:鲁迅路口(张承志)ZT (编辑了 0 次) 米什
朱学勤的研究路径现在也在变化,我以为他聪明,选中美国与法国的大革命做比较研究,但有时候回觉得他比较武断,逻辑推理缺乏信度。所以他的治学就是不断的有思想火花,却终难成大家。
相比之下,张承志的文章虽称不得学问,却布满个人的思考,普通读者可以由点到点地推想,不至于像朱学勤那样要你由点到面,一向不喜欢这样。其实张的风格也是变化了的。
当下中国的文人,都会喜欢张的这篇文章,因为他说出了我们一直以来的种种不逮。

当年,第一次看见三峡,回想古人诸多吟咏的诗句,忽然明白中国的人文精神是像江水的,却总像不了海。
江两边总望得到岸啊。

12-14-2002 13:52:26

新内容RE:鲁迅路口(张承志)ZT (编辑了 0 次) tim.
其实关于制度建设的文章,就我读到过的部分,始终是太少,而不是太多。朱学勤的很多作品我也看过,我以为是理性的,当然或者看官读了觉得琐碎一点,但就问题的解决方法上,始终是有建设性的。

类似观点的书,最早是在林达的书里看到的。当时的感觉是震惊,为什么以前不知道别人竟然可以这样解决问题?为什么一个制度可容忍它的对立者安然存在并且予以保护?

批评别人是很容易的,可能把人家的长处真正的找出来,并且接受这些东西,是很困难的。破坏始终比建设容易。

12-14-2002 13:59:00

新内容RE:鲁迅路口(张承志)ZT (编辑了 0 次) tim.
为什么选美国和法国?这不是一个新的观点。梁启超作为他那个时代的智者,已经说过,欧人习气,以法国最近(中国),英美最远。梁启超后来成为保皇派,或多或少也是因为他是一个在制度内的努力者,而不是彻底的破坏者。

毛泽东则是一个彻底的破坏者。我忘记了是在哪一本领袖传记里写过,有一次领袖到了一个乡村,山上看下去,村民住的是茅草房,很破败。毛说,这么破的房子,拆了!修新的!旁人有问,拆了现在的房子,新的还没修起来,人住哪里?

人住哪里?这种问题很实际,不象拆房子那么浪漫。

12-14-2002 14:04:39

新内容RE:鲁迅路口(张承志)ZT (编辑了 0 次) 面条
终于看完了,文章是好文章,也好看。但观点并不新。而且我觉得朱学勤正是犯了文人的病--哪用写的这么花哨。
他的武断不自今日起。七年前读<思想史上的失踪者>,即有此感觉。作为一个历史学者,血脉不是这样喷张的。
12-14-2002 14:09:53

新内容RE:鲁迅路口(张承志)ZT (编辑了 0 次) tim.
我觉得朱偏重文人更甚于学者。学术性上我觉得并不算有很多新东西。况且万象上登的,花哨的多,要的就是一个好看劲。
12-14-2002 14:17:13

新内容RE:鲁迅路口(张承志)ZT (编辑了 0 次) tim.
不过我是倾向于类似观点的。对于有一个问题,我一直很费解。也就是“问题与主义”的争论。我从接触到这个问题开始就不明白,为什么一定要先明确主义才解决问题?本来就应该踏踏实实把问题解决了,再说其他。主义可以有很多种,能解决问题的方法却实在很少啊。当然这是我的个人看法。
12-14-2002 14:2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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